周末的清晨，在广州荔湾花地河的岸边，几支放生团体早已聚集。随着运输水产的车辆陆续到达，各个团体迅速将荷花鲤、鲮鱼、泥鳅和田螺等水生生物投入河中。参与放生的人认为这是积德行善的举动，然而在这片热闹的景象背后，生态安全隐患却隐藏无形。放生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但随着放生物种的范围逐渐扩大至外来物种，这一传统活动正在与现代的生态保护要求发生冲突。根据近两个月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明确指出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或释放外来物种”，并禁止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。此外，农业部的相关规定也要求，进行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单位或个人需提前15天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，接受监督。然而调查发现，尽管在官方指定的放生地点，许多放生活动依然未经报备，甚至包括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。而在非指定区域，也同样频繁进行放生活动，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以69元一对的低价出售代放生服务。面对明文规定的监管，实际执法力度为何难以落实？

报备制度的落实十分依赖流程的简化。记者在广州市番禺区海鸥岛采访时，一位正在放生泥鳅的老人对记者质疑道：“我们在做善事，为什么需要报备？”而在白云区流溪河，一对中年夫妇则表示中元节放生是他们的传统习惯，他们认为只要来到指定地点即可。自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的《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》强调，任何放生活动都必须提前三天向相关部门报备，提供物种的图片、种类、数量及来源等信息，由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并提供指导。然而，在荔湾、白云和番禺的放生现场，记者发现许多参与者完全没有遵守报备的要求，部分小型放生团体甚至对这些新规一无所知。尽管广州已将报备时间缩减至三个工作日，但报备制度的有效性依旧不够。

小希（化名）所在的团体正是荔湾区一个放生点的常客。面对官方报备要求的严格，他们选择了直接放生约两万条鲮鱼。另一个团体的组织者小亮（化名）最初模糊地表示有进行报备，但在记者再次调查时却改口称：“这种事没人管，又有谁在查？”同时，也有一些团体为了规避广州的监管，将放生活动转移到管理相对宽松的其他地区。例如在佛山市顺德区，某位参与者称只要不放外来物种就可以自由放生。

整体来看，报备制度的高门槛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。记者尝试进行报备时需在特定网站登录并填写申请表，而这一数字化的流程对于年长的放生参与者来说极具挑战性。法治广东研究中心的主任指出，报备程序繁琐，而参与者大多是中老年人，缺乏对数字工具的熟悉。“多数放生者都不知道如何报备，这显示了执法方面的普法工作亟待改善。”他建议简化报备过程，让市民不会觉得繁琐。

除了广州，类似的放生失管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屡见不鲜。2025年，有媒体报道北京的放生活动屡禁不止，放生者表示他们每周更换放生地点，以避开监管。在不被管理的情况下，放生团体容易误放外来物种，这将进一步引发生态问题。例如，小希所在的团体选择放生鲮鱼，然而登记的鱼苗却是南亚野鲮，属于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。专家解释，市场上销售的鲤鱼和泥鳅等也大多为人工改良种，容易对本地生态造成影响。